同为谍战剧，《风筝》与《潜伏》有很大不同却难分高下，它们相同之处，就是都有浓重的史料色彩：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敬中，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名字叫吴景中，保密局天津站站长是他最后一个特务职务，此前他还当过军统临澧特训班情报教官、中苏情报所总务科科长、军统西北区区长、东北区区长；“军统六哥”鬼子六郑耀先在小说原著中叫“钱溢飞”，这个名字大家当然也十分熟悉。

军统及其前身复兴社特务处往延安派“影子”也确有其事，我们熟悉的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敬中在当军统西北区少将区长的时候，也参与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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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被抓后进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军统少将中将们回忆，派往延安的“影子”不是被生擒活捉，就是潜伏不下去吓得跑回重庆南京，极少有人能真正潜伏下来——曾深度参与此事的原军统西北区区长之一、军统局本部行动处少将处长程一鸣据说就是像郑耀先一样的“风筝”，“影子”名单早就送到了延安的“社会部”反特部门。

沈醉回忆录在回忆录《军统内幕·军统对陕甘宁边区的罪恶活动》中回忆：“军统设在兰州的西北区，先后区长程一鸣、吴景中、霍立人，和我私交都很好。当时该区的主要任务也是针对边区进行特务活动。打入边区的特务，不少是军统兰州特训班毕业的学员。”

沈醉说的程一鸣可能是“风筝”郑耀先的历史原型之一，吴景中自然就是《潜伏》里的吴敬中。

沈醉年龄较小，只是跟军统（复兴社特务处）西北区后三任区长关系不错，对西北区前五任区长都不太熟悉——在复兴社特务处还没变成军统局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西北区，该区首任区长张严佛在《抗战前后军统在西北的活动》一书中回忆：“我于1935年10月在西安负责创建西北区，担任该区区长兼‘西北剿总’第三科科长，其后两次担任西北区区长，前后长达三年之久。1935年到1940年，历任西北区区长的有张毅夫（张严佛原名）、江雄风、王天木、赵世瑞、李果谌、李人士。其后军统晋陕区、北方区的负责人有王鸿骏、胡国振、文强、徐远举等人。（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张严佛回忆录）”

张严佛是参加了湖南起义的，但是他在军统西北区区长任上期间，曾在西安暗杀了八路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议宣侠父，实在是罪无可逭，于是也跟沈醉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做了同学，沈醉对这位“前辈”还是比较尊敬的：“在军统系统当中，地位仅次于毛人凤、而资格却比毛人凤老得多的张严佛（又名张毅夫），在被俘的军统特务中，地位最高、资格最老，他原来是属于邓文仪特务系统的重要骨干，邓文仪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时，他任副科长。”

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都知道，邓文仪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生，沈醉说邓文仪搞特务活动比戴笠还早，程一鸣、吴景中和沈醉的姐夫余乐醒等人之所以“叛变”，就是被老学长邓文仪用中校、上校军衔拉拢的。

张严佛一开始时是给邓文仪当副手，年龄却比吴景中小两岁、比余乐醒小四岁，他创建军统（特务处）西北区的时候，只有三十岁。

我们从张严佛、沈醉提供的军统西北区八个区长名单中，看到了好几个熟悉的名字，那个江雄风，也能让我们想起那个“假影子”江万朝。

江万朝是真影子还是假影子，咱们最后再说。当年军统究竟往延安派了多少影子，我们是可以从负责此事的张严佛、程一鸣以及知情者沈醉的回忆录中去寻找答案的。

负责往延安派影子的九个军统西北区区长，程一鸣是红色特工（笔者前一段时间写过），吴敬中在天津解放前逃掉，江雄风跟吴敬中一样，都逃到了岛上，吴敬中被毛人凤关了一段时间后脱离特务系统，跑去香港做了生意，而江雄风则一直当特务——这两个原军统西北区区长，都是1981年病逝的，接替王天木的赵世瑞早在1952年就已病故，他们肯定不会泄露“影子计划”的详细内容。

在那九个区长中，还有两个被日伪抓捕后变节当了汉奸，他们就是《伪装者》中“毒蜂”毒蜂王天风的历史原型王天木和从临澧特训班女学员中挑选了“工作太太”的李果谌：王天木抗战胜利后逃匿，李果谌在1942被击毙。

沈醉在回忆录《战犯改造所见闻·军统一大堆人被俘改造》中提到，跟张严佛一样在湖南起义中被毛人凤下令追杀的李人士，也进了战犯管理所。

李人士是哪一批特赦，还是像沈醉一样恢复起义将领身份，或者在哪一年病逝，笔者没有查到相关资料，只好放在一边不提。

这样盘点下来，当过军统西北区区长的九个人中，叛变的王天木、李果谌，逃掉的吴敬中、江雄风、赵世瑞都不可能提供有价值的资料，李人士也没留下回忆文章，我们就只能从张严佛、程一鸣的回忆录中和霍立人不小心透露的消息里，去挖掘“影子”的真相了。

据张严佛回忆，1935年10月“西北剿总”成立的同时，军统局（开始是复兴社特务处，为了方便起见，咱们还是称其为军统局）“西北区（管辖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个省的特务）”也成立了，并且制定了严格的保密纪律：“对特务人员严格要求的第一条是‘保密’，第二条还是‘保密’，各地方的特务组织以及特务人员的确实身份，一般不为外人所知，就是军统下级特务人员，也不完全明了军统局的组织和特务人员彼此之间的正式身份。”

虽然有严格的保密纪律，军统西北区区长霍立人还是向沈醉透露了一些内幕：“霍立人后来调回重庆，也曾和我谈过西北区对边区的一些活动情况。他说除了延安以外，他们在边区里的一些县里都建立过特务组织，只是没有设立电台。当时派遣特务混进边区去搞情报活动，并不很困难，只是想搞破坏和发展组织则很不容易。”

《风筝》里郑耀先化名金默然潜入延安，这件事也有历史原型，那就是张严佛安排的：“1937年3月，老蒋派中将高参涂思宗率领一个访问团赴延安，军统乘机派叛徒出身的军事科长杨蔚，诡称访问团团员，随同涂思宗混入延安进行情报活动，我也千方百计派遣特务打入边区，建立潜伏组织。”

据张严佛不完全统计，他派往延安的特务侥幸逃脱的有汪克毅（三个月后逃回）、郭子明（潜入延安半个月，带出两三万字情报），没逃掉和潜伏下来的不知有多少。

这三个原军统局西北区区长的回忆表明，他们派往延安的影子不止一批，更不止一个，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所谓“影子”，可能是一个人的代号，也可能是一个潜伏小组的名称，这些影子互不相识，只是听命于戴笠毛人凤或西北区的前后九任区长，而真正的“影子名单”，也没有一个区长能完全掌握：谁都可能是真影子，谁也都可能是假影子，暴露出来掩护另一名（批）特务的往往被认为是假影子，实际上他们如果不暴露，就也是真影子，比如我们熟悉的韩冰、江万朝，甚至连袁农也有嫌疑——他到医院给江万朝年了一首诗，江万朝就主动承认自己是影子了。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的这首《别董大》，听起来好像没毛病，但是放在当时的场景中，却是越琢磨越有问题：这岂不是告诉江万朝身份已经暴露，他就是“日落时的余光（曛）”？

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谍战剧取材于史料，但却不能说得太深刻，比如《渗透》中齐公子的“渗透计划”，那也是一个很可怕的阴谋：那些潜伏下来的特务，就像张严佛和霍立人、程一鸣回忆的那样，并不用手枪炸弹搞物质上的破坏，但是其危害性，却远超一般的武装特务。

袁农是不是影子，江万朝和韩冰谁才是真影子，读者诸君看了那些军统局西北区区长及相关知情者的回忆，是不是也想到了什么？